事实上，即便是能搜集，也只能停留在传统的人事档案管理等重要事件上。至多，再加上各类名誉侵犯等纠纷。至于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嘛，一般机构基本关注不到我们。

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《年度汉字看台海 民进党当局“不能说的秘密”》2017年3月，武汉市洪山区一小区的电梯里出现一则性药品的广告，内容露骨，让人看了很不舒服。